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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虚构与真实——中外作家交流研讨会在京举行

发布时间:2019-11-13 1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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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虚构与真实——中外作家交流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

11月12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叙述:虚构与真实——中外作家交流研讨会”在京举行,这是鲁迅文学院第五届国际写作计划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作家对话活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研讨并致辞,参加第五届国际写作计划的7位外国作家与4位中国作家、诗人和文学工作者代表围绕想象与虚构、虚构与真实、非虚构写作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

作家的写作是站在镜子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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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致辞

吉狄马加在致辞谈了自己对于研讨主题的理解。他认为,不管对于小说还是其他文体而言,叙述都是很重要的,都会面对虚构、真实、想象的问题。无论是从人的主体性还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来说,写作者所呈现的生活都反映了个人的经历或集体的经历。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没有具体的人类生活,就没有人类整体的文学和想象,伟大的生活的真实永远要超越肤浅的想象和肤浅的叙述,是文学最重要的来源。他还谈到想象的重要性,认为正如阿根廷小说家科塔萨尔所说,想象是文学最重要的基础。他举例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小说是对时代和历史的真实反映,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当时,也有很多历史学家用写史的方式记录时代,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而言,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呈现他的时代的时候,一定有虚构和想象,否则其作品就不会真正成为认识时代、揭示时代真相的文学产物。由此而言,文学作品一定是想象、虚构和真实相融合的特殊产物。吉狄马加还以博尔赫斯为例说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复杂关系。博尔赫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在作品中多次写到中国。在创作谈中,博尔赫斯说是他的想象,而他关于中国想象的来源于图书馆。吉狄马加认为,博尔赫斯从图书馆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对他来说可能就是真实的,虽然这个真实可能是经过转换的真实。“我认为,一个作家在呈现生活的时候,就相当于站在镜子的对面,而镜子所反射出的影像其实就是生活,那是一种折射,而不是绝对的真实。或者可以说,作家所呈现的生活是他所看见的生活的影子,而这个影子所包含的是另外一种真实”,吉狄马加这样概括道。

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李锦琦认为,文学的虚构脱离不开艺术的真实。他总结了中国古代和西方对于艺术真实的不同理解,认为艺术的真实不是对真实的照搬,而是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并不完全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它也和审美活动以及接受心理有关。文学从根本上要保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创作主体具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挚的情感态度,以及文学的虚构与想象要满足读者的接受心理,是艺术真实构成的三要素。

对新加坡诗人、小说家吴耀宗来说,“叙述”、“虚构”和“真实”这三个概念并不对等。他认为,“叙述”是整体的语言思维表述,包含了文本的种种,如风格、结构、逻辑、象征系统等等;“虚构”则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而“真实”则近乎柏拉图的真理世界。虽然可能流于偏颇,但吴耀宗说,这比较符合自己的写作习性,“写作的时候, 我更常使用‘虚构’或称‘跳跃的想象’,旨在深入剔透地体现‘真实’,前者是叙述的方法,而后者则是叙述的目的”。

“大部分科幻小说并不会展现充满希望的未来,而是讨论我们所生活的当下,讨论当下的现实世界。”韩国作家金仁淑最近阅读了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她说,虽然科幻小说比现实小说少了几分真实,却能传递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所传递的信息层次也更加丰富。“这也正是科幻小说让我们的思考向更深层次进行扩展的原因吧。”

非虚构写作:应现实发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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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来自荷兰的历史学家、小说家达安•赫尔玛•范•沃斯是带着一部未完成的非虚构作品来参加此次国际写作计划的,他认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区别在于,非虚构作家对真理、事实和现实负有义务;虚构或小说家对自己的想象力负有义务,他有义务尽可能地诚实、真实和始终如一、尽其所能地满足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想象。

当沃斯问到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情况时,《诗刊》主编助理、评论家霍俊明介绍说,近年来,现实经验和文学叙述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从2010年开始出现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在作者的层面,非虚构的作者大体上已经不再是精英化和专业化的职业作家,而更多来自于民间的,甚至大众化写作;其次,现实使得文学的边界发生了非常大变化,非虚构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真实性和现实感。这种真实性和现实感主要源于叙述者都是亲历者和在场者,但这同时也出现了过度消费现实的弊端。他认为,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在作家的文本想象力和现实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世界文学》编辑叶丽贤也介绍了《世界文学》杂志对于非虚构文学作品的重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文学》就刊发过了“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的作品,以及杜鲁门•卡波特和乔治•普林普顿的对谈:《一部非虚构小说背后的故事》。在1994年第二期《世界文学》上有刊登了中国学者朱世达论述“新新闻主义”和小说写作艺术的文章,作者深入探讨了在汤姆•沃尔夫的小说《浮华烟云》中发挥效用的“新新闻主义”原则。2018年汤姆•沃尔夫去世后,《世界文学》又刊发作品纪念这位“新新闻主义者”,同时刊发中国评论家对于沃尔夫的可从写实小说中借鉴的四种技巧的论述,该文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空前的快速变化和复杂性召唤新一代“文学秘书”出现,以忠实、全面、细致而深刻的方式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关注“新新闻义”的原因。

“我们通常喜欢在虚构和非虚构两者谁更接近真实的问题上较劲,实际上二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民文学》编辑、青年作家赵依说,普鲁斯特在病榻上靠着回忆写成《追忆似水年华》,那些回忆中就自然包含着“真实”的因子;又如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出,当水手不再作为唯一能够提供远方经验的人,他的故事是否还能引发兴趣,或者说他是否还有资格讲故事。她总结人们能在非虚构作品中看到虚构的原因是:个人在今天已经几乎不可能占据唯一的真实或完全异质的经验,而现实的复杂性也倒逼作家的想象力,以想象的准确去创作一种文学的真实。这种“文学的真实”中虚构和非虚构两者并存,更像是一种叙述的真实、内部的真实,以及作品内在逻辑、情感、气息的真实,这种内部的真实与外部现实存在精神性和人文性的同一性。

“真实”的必要和“虚拟”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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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作家展开交流

荷兰汉学家、翻译家施露不久前刚刚将三毛的作品翻译成荷兰语,她从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谈起,说明真相和事实的重要。施露说,虽然三毛声称作品都是取材于自己的经历,但她并不总是写一些真实的生活。当然对于译者来说,哪些是真实或虚构的并不重要,译者面对的只是文本。但她认为作为翻译,搞清楚真实事件不无裨益。她辗转考察了三毛作品中的众多人名,比如三毛在撒哈拉最好的朋友“古卡”,经过查证,施露发现三毛的读者曾在撒哈拉遇到这个年轻女孩,她写下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发音是“盖加”。这让施露很惊讶,三毛的作品里竟然写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人和事。

“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寻找相互认同的方式”,乌克兰诗人、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哈林娜•克鲁克说,我们叙述,是为了让世界理解我们;同样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在她看来,文学世界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用不同方式叙述,每一个线性文本都可以解读为超文本……实现的途径就是想象,“想象携手思考,就可以创造或构建全新的作品,呈现众所周知的世界经验”。

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古列维奇•塔蒂亚娜•亚历山大罗芙娜认为,“虚拟世界”这个术语不仅可以应用于数字视觉艺术领域,还可能发生在你的生活中,或者你所写的人物的生活中。讨论虚拟世界的叙事类型时,她列举了三种情况。其中之一是读者成为叙述的一部分,在她曾参与的与一战有关的项目中,参与者头戴VR头盔,穿越代表参战国的九个虚拟房间时,耳边会响起真正的参战者描写战争体验的诗歌,眼前呈现的则是参战画家绘制的正在进行的战争场面,每一个参与者都会恍然产生错觉:自己也是年轻的参战者,完全没有觉悟或主动性要去参加战争。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把诗歌作者的真实生活、心中的英雄事迹和项目参与者糅合在一起,借助虚拟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虚拟变成叙述的总和“我们”。

希腊作家卡特琳娜•穆里基现在还记得外婆给自己讲述童话故事时的神情,“她凝视着,好像在做白日梦”,听童话让穆里基第一次接触到什么是叙述,“每一段叙述都是一次特别的旅行——我灵魂的漫游——变成别人看不见、我却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这也让她最终踏上了儿童文学创作道路。而相较于30多岁才用上电脑的穆里基来说,现在的孩子们从婴儿期就熟悉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数字设备,他们对童话和故事的了解,更多地是通过数字图片,而不是通过叙述。虚拟的数字图像取代了外婆,成为带领孙辈们进入幻想世界的桥梁。穆里基认为,这些数字叙事尽管也有其艺术价值,但不能被称为文学;它在娱乐领域和教育领域都呈现出生动的效果,但也给青少年带来了上瘾、词汇量减少和暴力倾向增加的负面影响。对此,她提出,可以将传统的叙事模式与数字技术很好地连接或交替,在不损害思想、文化和传统所传递和维护的价值的前提下,将语言这座神奇的桥梁将每一位“祖母”和她的孙辈联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去梦想、去创造、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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