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01月28日 Tuesday

作家动态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作家动态 >

张暄《母亲的市民之路》:在鲁迅与我们的眼光之间

发布时间:2019-11-11 15:31:00
 溽热褪去,凉浸浸的。秋后多事,扰得我心神不宁。

“小人物的逻辑和套路,你永远摸不清。”微信上,张暄发来一句。

“作为警察,我提醒你。”又补充。

这等话搁在那儿,不由得人不静心琢磨。山西作家张暄是一名警察。但我得识张暄,却是在一次山西的小说年会上。一眼望去,无需多言,他的神情里明晃晃闪烁着深长的意味——我是有故事的人,且待下回分解。

张暄是一位富有文艺气质的人民警察,一手转发着文青腔调的世界文艺资讯,一边欲盖弥彰泄露出置身社会新闻现场的参与感。作家与学者们谈论张暄的小说,大抵不脱几个范围——有生活,识人心,讲故事。结论出自前提,张暄是一名警察,尽人皆知。他的职业,在旁人看来,意味着独享一笔丰沃的生活经验,如武侠小说里的豪客,涉险江湖,自有智珠在握的资本。这本集子里的《防盗门》便是一例,写的本是家庭琐事,不外是农村来的父母与城市儿女之间生活习惯不同而引发的人生感慨,但是,张暄身怀秘笈,门的故事平添了几分“江湖”气。卸锁的小伙子不信“我”警察的身份,“我”则立刻“亮剑”,互叙行话,提起一位前几年干刑警时抓捕的嫌犯,此犯显见与开锁界有几分半晦半明的瓜葛,由不得开锁小伙子不信。门的故事因此获得了余韵悠然的生命力,不仅事关门内的一地鸡毛,也向门外普通读者未知的世界敞开。

一个验证文学价值的办法是,当你读罢一本书,作品中是否拥有某个细节、瞬间、人物,在未经召唤时浮现在你的脑海里。绅士派头十足的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激赏不已,他称契诃夫为“严肃的观察者”,契诃夫貌似注意到了人物内心所有可能的细节。伍德说,契诃夫深知我们在自己的脑海里讲述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是内心的扩张主义者,是滑稽的幻想家。也就是说,事实只是客观的表象,而事实在人的脑海中延宕出的感知、联想和样态,才是更重要的。文学的细节不仅仅是生活的片段,它们代表了那种神奇的融合,也就是文学技巧产生出最大数量的非文学或真实生活的拟象,在这个过程中,技巧自然被转换成虚构的、全新的生活。在严肃的观察者的精妙论述后,伍德一如既往地展开了诗意抒情:“观察是拯救,是救赎,是把生命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

读张暄的整本集子,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伍德关于细节的精妙言论。写小说时,张暄偶尔动用他的警察秘笈,并屡收奇效。事实上,在中国,自有一脉已成体系的公安文学,迥异于欧洲、港台或好莱坞的侦探小说、警匪双雄及罪案影视,有着承袭中国特色的善恶评判和故事模式,一旦此类公安文学的文学性虚弱不堪,很容易暴露出一幕幕中国社会现实的怪现状,坦率地说,我读此类作品不乏猎奇心。当我看到张暄这本散文集以《母亲的市民之路》为题时,曾提出质疑,何不叫《警事随笔》?更吸睛吧。张暄答得老实,这篇《母亲的市民之路》得过奖,与阿来这等大家分享殊荣,编辑认可。其实,作家的心思曲折隐晦,不识趣的人非要追问,只好云山雾罩地支应着。写散文时,张暄似乎有意反其身在“江湖”之道而行,他宁可写身边的人与事,老父老母,邻里乡亲,同学老师,这些人与事看似是作家最熟悉的部分,信笔拈来情真意切,便利,容易。然而,比起警察故事,平易生活最难转化为高超的文学作品。

读过张暄的这本散文,许多细节在脑中缠绕蔓延。张暄大多以温煦平和的态度讲述世俗人生的故事,呈现平常人的心境,他深谙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语浅情深,乐景悲情,七分留白,越是令人侧目心惊的苦,越用平静的心去看待,用冷静老成的语言叙述。他最拿手的文学技巧是准确,不肥不瘦地描写,不过不亏的抒情,有时他的准确显得冷酷无情,如同伍德标榜的好作家一样,张暄是生活的严肃观察者。惟有严肃的观察,才能救赎他和他生命中的人。

你会发现,集子里,张暄勇气可嘉地挑选一类独特的人物检视他们的人生,疯子和傻子。张暄回到乡村,回忆往事,他要记录他生命中见证过的特殊生命,“我明白疯和傻确是不一样的。傻是缓缓流淌的河流,疯则是翻江倒海,其中蕴含了惊人的力量。” 纵览某个人物的一生,在真实生活中,类似机会不可多得,而文学常常不怕冒失孟浪,作家视检视人物的命运为职责。疯子与傻子一生中惟一能唤起旁人柔软的同情和怜惜的喟叹,便是死亡的来临,而张暄愿意冷静准确地检视疯与傻的“历史过程”。

散文不同于小说。小说是关于故事的故事,俄式套娃,读者和小说家都知道,小说一贯故弄玄虚以假乱真,叙述人与小说人物里应外合,真真假假,一团迷障。散文的叙述人不能虚,散文读的是作者的见地和生活广度。张暄散文的叙述语调让我印象深刻。很多时候,他似乎甘做一个和事佬,不偏不倚。仔细想想,正如时间视生命为平等,法律的前提是置人的尊严于平等,然而,这平等绝非天随人愿,势必是社会共识之下底线意义上的平等。作为警察的张暄,在我看来,他的职业之与他作家的身份而言,更内在的影响也许就在于“底线”思维。

作为散文的叙述人张暄不是什么异己,张暄是“我们”。他反复确证着主流社会的价值准绳和道德标尺,他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各色人物,特别是世道时俗呼为“小人物”之流,“不合时宜”之辈。张暄谨慎克制地描写了不得志、情商低、惹人烦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呼应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广泛通行的社会共识。同学沈宽阔,临时工陈钟,整部集子里我最喜爱,或者说最触动我的,是张暄写下的可怜人的故事。

张暄越是冷静,越是准确,越是克制,我们于心安理得的共识状态下越是生出疑心,可怜之人究竟是如何沦落为可怜的境地?疯既然分为先天的疯与后天的疯,这疯、可怜、不合时宜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不得不想起鲁迅。读张暄的可怜人,使我不得不想起祥林嫂、孔乙己、阿Q,想起鲁迅看向他们的眼光。中国文学顺鲁迅而下,开启了“眼光向下”的革命。文学的基因给予了每一位优秀中国作家一双鲁迅式的眼睛,每个人都不得不透过他的眼睛看取他曾经看过的可怜人,张暄也不例外。张暄的眼光也是我们的眼光,他暴露的便是我们共同的隐秘。然而,对于那些社会共识,张暄不像是真的信,他将信将疑,他信也不说,他的眼光在鲁迅与我们之间摇摆迟疑。在迟疑与摇摆之间,光滑的共识上裂出了一道缝隙。这是读张暄给予我最大的启迪。

上一篇:彭海燕的《第一信号》:灾难书写的灵魂向度
下一篇:房伟小说集《猎舌师》: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另类抗战书写